当我们重新审视西方所谓的“大航海”与“地理大发现”时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随之浮现：在明朝人的眼中，最初的“欧洲”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？中国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生动且充满张力的答案。最初的“欧洲”人，进入中原王朝的历史文献，是以“佛郎机”这个角色出场的。
从官方正史《明史·外国传》的记录来看，佛郎机人出场的最初形象确实不堪。他们“近满剌加，向不通中国”，初次来朝便因“不列王会”被拒。其使者在东莞滞留期间，“剽劫行旅，掠食婴孩”，引发广东民众的极大恐慌，最终被官兵“勒兵搜剿乃去”。此后，他们又攻灭明朝藩属国满剌加，“破巴西国，入寇广东新会县”。在官方叙事中，佛郎机人的特征被描绘为“猫睛鹰嘴，卷发赤须，而貌皆白”。抛开中原王朝对非朝贡国自有的刻板印象，佛郎机人粗俗、自负、崇尚暴力的特征，应是较为客观的早期评价。
然而，另一段更近距离的观察记录，却揭示了一个令人留意的细节。这段记载描述了佛郎机人的巨舰：舟长五十丈，横广六七丈，五桅上皆以铁为网，外涂打马油，光亮可鉴。船内设三层，壮者居上，稚子居下，皆有家室，每层配备三十六门“麦穟铳”火炮。船舵之后，置一亲手制作之铜盘，大径数尺，译言“照海镜”，凭此可在海上航行不迷。船上还悬挂自鸣钟，日夜司更，不击自鸣。而在官方交涉中，他们表现出极为桀骜的姿态：“中国人疑我耳，我金钱满艘，岂遽去哉！”
真正将这一切与本著核心推论紧密勾连起来的，是《漳州府志》卷之三十四中一段值得细读的记载：导檄者遍视舟，至中舱，见其对“天”的供奉甚为虔诚。又出一画轴，皆华人衣冠，与其酋像群坐。佛郎机人指着画轴说道：“此吾祖也，曾与中国人结兄弟甚好，今乃相忘。”
这并非一群夷人为骗取贸易许可而编造的谎言，而是一个特定历史群体的真实记忆碎片。在本著的理论框架中，这个碎片找到了唯一能够完全自洽的解释。12世纪，契丹西辽与拂菻—法兰克人在西亚结盟，后渡过地中海，成为欧洲文明的奠基者。契丹辽朝以大唐继承者自居，帝王服饰与官场礼仪均沿用唐制——这正是“华人衣冠”的真正来源。此处所言“契丹人”，仍遵循本著前篇定义，并非单一契丹族群，而是涵盖随契丹西迁的北方汉人及其他融合族群的复合政治—文化共同体。由此，画轴中的“华人衣冠者”便有了确切的指向：他们是进入欧洲前后的契丹人，法兰克人祖先所曾结盟、并肩作战、共同开创文明基业的东方盟友。佛郎机人口中那位“曾与中国人结兄弟”的“吾祖”，正是12世纪与拂菻—法兰克人歃血为盟的拂菻—法兰克精英。这幅画像所承载的，不是虚构的神话，而是被后世欧洲中心论叙事尘封的历史真实。
当这群佛郎机人带着“金钱满艘”出现在明朝海疆时，他们是带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历史记忆。他们是去寻找那个传说中的“中国”——既是一个可以采购物资的市场，也是一个与自己祖先有着深厚渊源的文明。然而，他们无法分清：当时的明朝，与他们认知中曾和其先祖缔结盟约的 “中国” 究竟是何关系。在明朝官员怀疑的目光中，佛郎机人带来的尊严与期盼，连同那个被遗忘的联盟、那份早已消失的文明交流记忆，一起湮没于历史的迷雾之中。这就是佛郎机人第一次进入中国文献时的真实形象，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最佳起点。
佛郎机人的重返，只是明朝东西方之间长期、大规模互动的一个开端。若说这支来自欧洲的族群尚能跨越万里海路抵达中国，那么，在长达百年的贸易往来中，岂能只有西人东来，而无人西往？以明朝对海外生计的开放态度，民众渡海谋生从未被严格禁绝。东南沿海商民常年往来于吕宋、爪哇、苏门答剌等地，定居通婚者不计其数——若商船可达满剌加，何以不能循同一航线继续西行，直抵欧洲？欧洲多地至今散落着大量具有中国风格的古民居，若此类建筑仅偶有一两处，或可以“东方式审美传入”解释；但若散落成片、形制系统，则其解释便只能指向一个方向：它们并非“模仿”，而是由来自中国人所建造。这批人未必是契丹西迁的后裔，更可能是明朝随商船西行的工匠、商贾与定居者。他们以欧洲为新的安身之地，按故乡的样式筑屋，将记忆中的家园复制于异土。
由此可进一步推论：若明朝民众已在欧洲落地生根，那么以大明的朝贡体系为其政治外衣，将欧洲纳入该体系便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。向西延伸至欧洲的最后一步，缺的并非现实基础，而是文献记录。若以上推论成立，那么契丹西迁并成为欧洲制度文明的奠基者，佛郎机人东返则是打开了一条东西双向通道。契丹人以大唐继承者自居，其统治阶层对中原母文明有天然的归属感。以哈布斯堡王室为代表的欧洲统治精英，其血脉与制度根基均可追溯至契丹—拂菻体系，与嚈哒、喀喇汗国同属一个横跨欧亚的文明谱系。这一谱系的各部族，无论在中亚、西亚还是欧洲，始终与中原母文明保持着精神纽带——他们可对宋称臣，亦可向明朝贡，以中原文明的另一支继承者自居。
当此情景成立，16世纪以后欧洲大规模翻译中国典籍、传教士深入参与中原士大夫圈层，便不再是突兀的“文化发现”，而是文明分支与母体之间既有纽带的自然显现。传教士所带来的，不只是一个陌生文明的信息，而是文明分支对母体文明的长期维系，在历史条件成熟后的重新激活。如此，佛郎机人的“金钱满艘”与传教士的“典籍西译”，便不是两个孤立事件——前者是贸易的先锋，后者是文明的回流。
然而，这套本应存在的记录，如今已无迹可寻。明清易代，清廷以《四库全书》等大规模文献清查工程为契机，将涉及域外的档案、航海记录、民间西行笔记等大量材料逐一筛查、删改或销毁。近两百年的系统性查禁，足以使一条曾经完整的文明交流链，从史书中彻底消失。我们今日所见之“空白”，未必是历史本就如此——更可能是书写历史的材料已被抽去。文献的沉默，不意味着历史的不在。